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余星宇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转型，中国文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文学的生存环境生产方式和传播方式与以往都有了很大的不同，作家的社会身份，文学观念与审美选择也不尽如一。在挑战与应战的双向交流中，形成了从一元化的文学向多元化的文学，从体制化的文学向市场化的文学转移的整体趋势。但这种多元化与市场化也并非一个万能的神话，它们在消解体制化文学的过分僵硬和呆板的同时，也带来了文学的新的隐忧：作家商人化，作品商品化，出版广告化等倾向使得一方面带来了文学创作的表面繁荣，一方面也促成了一切以市场季风为基准的媚俗与平面化写作。在市场原则面前，不少作家产生了新的精神危机，甚至拜倒在新的经济专制主义面前，结果是创作主体内在精神的不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外部环境的宽松开放所提供的自由。“个人化”私小说，“欲望化”性小说及身体写作便是例证。从人文精神的角度看，这些抒写了一己愁肠的“另类”写作和个人生存的演练，大都被“性化”与“物质化”了，除了“躯体表演”的感官刺激和“金钱奴役”下的迷乱与无奈之外，很难想像是否还能拷问出些许有关个体生存的意义。
这种转型期价值观念的迷乱与光怪陆离的诱惑，使作家失落了传统的理想精神。浮躁、迷惘、唯我中心与无所适从也给文学蒙上了一层缺乏深度与力度的阴影。商品社会的价值观念麻木了人的灵魂也刺激着一部分“作家”的欲望与热情，游戏化的态度取代了严肃的社会文化批判，建立在复制基础上的写作取代了“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创造。但文学这一类精神产品一旦用商品砝码衡估它的价值，金钱至上与享乐主义就会侵入文学的肌体，崇高被亵渎，高雅屈从于世俗，通俗降格为媚俗。文学的载道功能与传统伦理价值顿然失色。王朔就曾经大言不惭的说：“我一向反感信念过于执著的人。”他谈论自己创作时绝无庄严味与崇高感，“玩一部长篇”“哄读者笑笑”“骗几滴眼泪”。在这种“玩”“哄”“骗”的写作态度下，我们恐怕难以对其小说做过高的评价。他甚至认为文学不过是“把人生活原本无意义的东西还原成无意义”。写作的目的“就是要拿它当敲门砖，要通过它体面地生活”。其小说《千万别把我当人》、《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顽主》等，从标题便显示出他游戏人生，玩世不恭的立场。文学并非一定得是社会的“晴雨表”、“风向旗”，但我们怎么也难以与“敲门砖”加以等同。
在卫慧、棉棉的《上海宝贝》、《糖》、《每个好孩子都有糖吃》等为代表的一些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作品里，那种生命的“狂欢气息”又得到了延续，私人化写作可谓又走上了一个魔兽化的写作之途。在这里人似乎完全是为个人欲望活着，他们没有崇高的理想，没有对家庭和社会应有的责任感，她们过的是一种感官或者就是性器官的生活，追求的是肉体瞬间的欢娱和刺激。这些作家的小说提供的不是对人生意义无穷尽的探索，对此岸世界的超越，对个体人格的磨砺，对特立独行思想体系的建构，而是向人性内原始本性的回归，是不折不扣的精神层面的投降与堕落。这种所谓的作家的创作行为只不过是“在艺术的名义下从事着娱乐”(柯林伍德语)。
这种文学外界约束的解除，使得一部分作家在世俗的追逐中，普遍的失去了道德的自律。文学变得对于社会而言似乎是可有可无。在一些先锋派作家那里越来越像一种自言自语。如果说文学曾因为太逼近“为社会”而失去了自己，那么如今则有文学失去社会联系的“为自己”而大面积的失去了受众。当文学在读者中变得是“存在等于不存在”的时候，这对于作家的打击同样是致命的。当文学因大幅度地迎合世俗而变消解意义，除了对自己怀有兴趣之外不再关怀社会和人类的命运和处境时，我们不禁沉思：既然文学不再关怀人们的生活与命运，人们还有什么理由要关心文学?
文学是现实的艺术，但又是一种超越性的现实艺术。没有现实关怀，必然失去了其扎扎实实的立足点，没有人文关怀又势必堕入虚无之中。那种认为“艺术家而有伦理的同情，乃是不可饶恕的一种虚伪”(梁实秋语)的作家，无疑只能是“象牙塔里的唯美主义者”。
但在一批“新写实”作家那里，从吸取先锋艺术教训的起点出发，却又走人了另一个极端：其文本里泛滥着油盐酱醋，流水账式的生活图景。零度情感的切入视角，使得任何价值判断都被自动中止。在“一地鸡毛”式的生活中，庸俗与繁琐磨损了人生的进取意志和崇高。无论是《伏羲伏羲》中的乱伦悲剧，《一地鸡毛》里的琐碎烦恼，还是《妻妾成群》、《枣树的故事》里女人们的勾心斗角。作家们可谓是在作品中渗透了对人生的哀伤。但无论它怎样作为时代情绪的体现具有怎样的认识价值或思想意义，由于远离了审美的原则和人道主义的传统价值观念，它们必然在精神层面上显得鄙俗不堪。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人们都急于追逐物质利益，同时却正在丢失原有的道德准则。正是这种道德沦丧，恶化了人与人原有的和谐关系；正是这种急功近利，使现在的人里里外外都感到一种疲惫不堪的精神危机。当世人在感叹道德缺失、众生迷途、时风日下、人心不古时，作家固然不能只知徜徉于一己的精神天国而不顾及现实人生。但一个伟大的作家又不能贡献给我们的只是贵重的金耳环、家用热水器之类的琐碎与繁庸。
所幸的是，当今文坛依旧有着一批以文学为生命，奉艺术良知为圭臬的作家在默默耕耘，他们往往以一种心灵守望者的姿态拒绝世俗的入侵，并进而要重整传统道德的律条，进行着现代的风车之斗。这类作家有张炜、张承志、梁晓声等。虽然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呼声在整个世纪末显得有些势单力薄，但文学从来就是勇敢者的行为，带着其独有的精神冒险的性质，它需要纯洁的热情、不计后果的勇气、智慧和悲悯之心。
梁晓声的《顺嫂》，从一位街道居委会女主任的人生经历，既深情地回眸了新中国数十年的历史风云，又感人地演绎了人际应有的美好关系。张欣的《变数》，紧随时代生活的步伐，以堪称改革开放潮头的南国大城市为背景以密集的事件为情节，探究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人们的命运与心理的变化。张炜的《柏慧》、《九月寓言>无疑都寄寓着作家的哲学意蕴，“演示着作家对传统与现代的深刻反思。”而张承志，这位自称“都市的牧人、无马的骑手”的现代斗士，明知难以回复到道德的原野，仍然放纵精神的缰绳，不屈不挠，“以笔为旗”寻找着“清洁的精神”。正如他自己所说“文明的战争结束时，失败者的废墟上应有拼死的知识分子。我讨厌投降。文明战场上知识分子把投降当专业，这使我厌恶至极”。张承志这里所痛恶的，正是知识分子向经济(金钱)的投降，他所希望并为之努力的就是要重振道德乾纲，做一面猎猎的精神之旗。为我们保存人类最后的尊严，维护人精神生活的神圣性质。
韩愈在为《荆潭倡和集》作序所说：“夫和平之音淡也，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词难工，而穷苦之音易好。”这无疑是古往今来文学不朽的精神本质，也应让当代作家有所思悟。这并不否认艺术有其相应的物的一面．正如海格尔所言：“凡艺术作品都显示出物的因素，虽然方式各不相同。”但艺术之为艺术的根本特点在于它已不是“物”，而成了我们生命活动的一种显示，其中不仅有我们的喜怒哀乐，还有我们的追求和向往。
责任编辑 鲁书妮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5/view-132906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