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转变的中国》之多元化历史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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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转变的中国》旨在去除西方国家从自身优势与特权出发所建立的资本主义成为世界历史的普遍性主题的思想，所采取的思路是选择近代欧洲史上两大进程——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国家的形成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变化以及集体行动进行比较。作者使用了前瞻性与回顾性分析的方法，从经济的动态变化和政权更迭来研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其研究的首要目标是根据衡量中国经验的动态，建立中国历史变化的分析标准;其次，通过比较中国与欧洲发展动力的相似之处，找出差异背后所代表的真正意义。总的成果将为修补19世纪的社会理论作出贡献。
　　关键词：《转变的中国》 民族国家 现代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24-0226-03
　　分析当代史的起源一般离不开对西方国家的全球性政治扩张和资本主义经济转型的讨论，在这其中民族国家形成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地球另一端非西方世界通过与西方国家的接触被卷入当代史，其发展轴心为本地对西方挑战的回应。而另一方面，非西方社会的自身文化与历史的完整性也许被认为是与欧洲影响无关的，或者是建立本地传统和西方影响相结合的混合社会，它表达了一种非西方社会对于自我认同的多元视角。王国斌教授在此书中摒弃以往欧洲中心论的看法，努力对“差异”的多重含义进行更深入的解释，发现了历史路径的多重可能性。
　　一、中欧早期经济变化比较
　　作者首先将中国和欧洲早期经济发展变化作为第一部分进行论述，通过比较明清时期的中国与早期欧洲经济发展的相似性，找出二者之间的关键性差异所在。其论述的重点旨在说明，源自欧洲古典经济学的原则（如供求关系决定的贸易运动、供求状况引起的价格运动以及劳动地区的专业化等）同样符合明清时期的中国情况。[1]通过对亚当·斯密的理论以及对中国地区经济变化的分析，作者发现在16—19世纪，中国的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等地区存在着和早期欧洲经济发展相类似的斯密型动力，即亚当斯密所分析的通过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经济扩张动力。同时大量史料表明，中国和欧洲的经济发展也都受制于粮食收成的波动和人口与资源失衡的危机，近代早期的英国农业经济发展和明清時期的中国都处于农业收成波动不定和生产资源有限的社会环境中，受斯密型动力的积极影响以及马尔萨斯主义的消极影响所支配，都落入长时期的“经济扩张—经济收缩”的周期性循环，即劳动分工和市场扩展带来的经济增长、生产率提高使中国与欧洲都有陷入人口过量增长导致资源紧张的经济危机的趋势，即马尔萨斯人口陷阱。欧洲最发达的英格兰地区与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也未能逃脱古典经济学家所预见到的经济发展的有限性。从资源与产品配置机制来看，欧洲与中国的经济情况在10世纪都面临其发展的局限性与波动性，主要的变化在于欧洲的生产在其后转向了资源与产品的合理配置机制，推迟了斯密所预言的经济增长极限的到来，这一成功之关键是“史无前例的生态横财”，在这一背景之下，欧洲通过扩张所获得的资源基础，肯定优于中国人通过开垦边疆地区土地所创造的。[1]更为关键的是，欧洲突破了斯密型增长的内在限制，其基础是史无前例的矿物能源的大开发，提高了生产率，雷格莱称之为“有机经济”[1]。作者认为，雷格莱指出了古典经济学家所分析的经济体系和突破发生后新起的经济体系在逻辑上的独立关系。欧洲借此资源基础由此转向了一条新的经济成长道路。举例来说，18世纪英国从印度和西印度蔗糖殖民地所榨取的资金总额与19世纪英国工业的总投入几乎是相等的。[2]接下来作者对原始工业化与工业化进行了详细的比较。欧洲原始工业化促进了无产者阶级的初步形成，而在中国，农民与土地的联系更为紧密，所以在中国从事农村工业的人们并不像欧洲农民一样可以被轻易招募进城。中国农民倾向于扎根于土地，将耕作与手工业结合于家庭内部。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情感可参考费孝通在《江村经济》对一位村民访问的描述。[3]
　　二、中欧国家形成比较
　　早期的中国和欧洲以一种相似的经济制度方式发展着，而在政治组织方式上，众多的小型政治单位并存的欧洲与大一统帝国的中国有明显的差异。中国文明由于地理原因不受其他伟大文明影响，这种隔绝的意义使得中国人可以更少地面临外来侵略从而专注于自我文明的发展。[2]正是15世纪欧亚的国家形成的起点迥异所以导致了全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帝国时代的国家，都在努力促进统一和控制。在欧洲形成民族国家之前，中国和欧洲的国家治理首要的相似点有两点：中国和欧洲国家都收税;政府组织都需要结合地方精英的力量进行统治。明清国家努力执行一种儒家保障地方秩序的策略，促进农业帝国的不断再生，这种意识形态离不开地方自治的制度。地方精英进入以地方自治为主的政治活动场域中，使得省县联系更加紧密，强化了相对于中央的离心力。[4]而欧洲时刻面临外部相似农业政治实体的威胁，是其生存上的主要挑战。欧洲必须依赖对外关系加以维护自己的生存空间，即拥有足够的军事、财政能力，保障本国安全。
　　中国地方享有很大的自治权，以江南市镇为代表。位于官民之间的，作为地方社会关键人物的士绅阶层，其作用有维持治安、确保民众粮食、排纷解难、联络官民、慈善劝业、移风易俗六个方面。[4]地方精英也会积极参与对抗政府的运动。相比之下，欧洲并没有像中国那样，为维护社会秩序而采用多重手段，欧洲政治更多地属于城市政治，贵族精英拥有与国家争夺权力的基础，国家受到精英与教会的双重制约。民族国家的形成需要给贵族以政治参与权，这也是后来欧洲议会代表制度产生的基础，并由此诞生了表达集体利益诉求的市民社会。但即使在欧洲内部，“市民社会”中社会与国家参与的程度也各不相同，相较于社会强国家弱的法国，德国就属于国家强社会弱的代表。
　　1901年，清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的改革，但由于其整体改革方案远远超出了当时清朝政府所能承担的国力和财力，极大地加重了人民负担，致使新政改革不但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拥护，反而成为“扰民”之举，激化了官民矛盾。[5]但作者认为导致清政府最终灭亡的，并不是旧有体制的衰弱或者是国内的起义与叛乱，而是战争的巨额赔款与国内新政的财政投入，这导致了清政府财政的崩溃。仅甲午战争对日本赔款数额高达3.2亿两，庚子赔款高达6.5亿两。财政的崩溃及失去对新军和各省议会的控制是导致清朝迅速灭亡的关键因素。 　　三、中欧民众抗争比较
　　作者在分析群众运动时使用中国、欧洲的分析范畴进行交叉分析。欧洲涂尔干将群众运动视为社会失序的范例，马克思将其视为推动历史变化的必然过程。在对比中欧的食物骚乱运动中，可以发现造成骚乱的客观条件都是百姓对食物供给短缺的不满或预感供给短缺的恐惧，地方官员倾向于维护本地市场，而中央官员考虑地区平衡因素，常鼓励粮食自由流通。欧洲食物骚乱产生的原因在英国和法国是由于贸易结构的制度变化引起的商业扩张，引起粮食自由流通，地方精英的利益更多地脱离农村世界。而在中国，当地精英支配着地方市场粮食供给，在歉年时需要配合政府保证粮价的稳定。国家既支持粮食贸易，同时也有责任保护本地食物供给。在对国家粮食问题的叙述中，不能忽视的一点是，作为一个重视农村社会的农业帝国，中国在其粮食储备方面远远超过欧洲国家。
　　中国和欧洲的抗税运动都是以抗争为手段，中国的参与者多是农民，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多是城市居民。在欧洲，民众抗税运动更多的是关于如何征收新税的问题。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中央集权的扩展，政权合法性基础得到确立，欧洲的集体抗税在20世纪基本上消失。而在同时期的中国，大规模的抗税运动更类似于早期欧洲对于征收新税的问题，在这时，民众抗税活动尽管很可能是源自于相同的因素，但由于社会环境的剧变使得拒绝抗税与地方社会创建替代性权力基础的努力有可能结合起来，社会精英、秘密会社与地方官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反映了19世纪地方官员治理所面临的困难。随着国家对于赋税需求的增加，社会冲突愈多，政府解决赋税问题能力却愈发下降，而秘密组织与团练的加入，使得抗税运动愈演愈烈，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
　　法国革命不仅标志着资产阶级的胜利，也标志着民众意识的充分觉醒。革命扩大了国家对于征税和军事方面的力量，中央权力能够渗透到地方，政府承诺将社会运动的诉求纳入政府政策。而以文官制度来统治中国的清政府在1905年的新政包括建立商部及学部，却难以做到制度整合，同时为了迎接列強的挑战，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政府放弃了稳定地方社会的努力，将资源从维持贫穷地区的农业经济的措施集中到促进国家富强以及镇压国内叛乱的活动上。晚清政府投入建立的新军均是各自独立运作，造成其演变为军阀的可能性。辛亥革命后，纵向的统一官僚体系的不复存在，国家处于长期割据和战乱状态，显示一个统一的国家已不存在。这表明，帝制之后的中国欲以其国家形成传统及策略，在农业帝国范围内来应付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挑战，事实证明非常困难。
　　四、结论
　　作者通过比较明清时期中国和早期欧洲的经济发展史，发现当时的中欧经济有一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斯密型动力和马尔萨斯主义，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制约。虽然古典经济学的原则也符合明清时期的中国经济状况，但不应简单地使用经济学原则去期待原始工业化的发展一定会导致工业化的出现，需将工业化置于一个特殊的“大环境”看待，其中也包括意识形态的因素（比如，中国农民对土地根深蒂固的情感以及儒学价值观下农业帝国在维持农村社会秩序所做的努力等）。在发现新大陆获得大量土地与资源之前，欧洲和中国一样长期面临着经济周期的循环与经济增长的极限。在国家形成问题上，帝国时代的中国对维护地方社会稳定的重视远超欧洲国家。和欧洲社会精英脱离农村社会不同，中国地方政府和地方精英（中国的士绅阶层）对地方福利负有极大的责任，与欧洲的国家政治为城市现象相比，中国始终将农村社会的稳定及农民的温饱作为主要任务。在民众抗争方面，欧洲的食物骚乱爆发的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在欧洲社会的扎根，自由市场的出现及国家政策的支持致使粮食进入市场自由流通;而在中国，食物骚乱的主要原因是民众并不接受政府或富户销售粮食价格的合理性以及对粮食外运的不满，而官员既要依赖地方精英保护本地粮食的供给，又要服从中央官员的指示使粮食能够流通到歉收地区。在抗税活动和社会革命层面，中欧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在20世纪，政府解决赋税问题能力减弱，纵向大一统的文官体系瓦解，大一统的中国不复存在。而欧洲抗税活动由于民族国家的建立在20世纪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随着社会环境变化而变化的社会运动。分析中国和欧洲历史变化的动力，发现二者变迁的多重轨迹。相比欧洲统治政权与领土的断裂，中国的传统制度与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依然能够找到联系，而这也是考察非西方社会自身文化与历史特征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我们将欧洲发展道路考虑为常态时，非西方国家自身经验就被视为非常态。作者将中国经验与欧洲经验进行交叉比较，并不否认中国具有发展欧洲模式的可能性，但需要留有更多的空间去考虑多重道路变迁的必然性。作者的研究不仅给持欧洲中心思想的人们提供了新的思维角度，对于非西方国家自身的文化、历史建构及自我认同过程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放眼整个欧洲，会发现经济就是此消彼长的过程，欧洲内部的差异性也显示出欧洲与亚洲、非洲、北美洲之间的差异存在的必然性，以多元的观点看待问题，则会发现历史路径有多重可能性。
　　参考文献：
　　[1][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M].李伯重，连玲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
　　[2]][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M].吴象婴，梁赤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3]费孝通.江村经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4][日]佐藤仁史.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5]崔志海.清末十年新政改革与清朝的覆灭[J].社会科学辑刊，2013（2）.
　　责任编辑：张正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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