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猪产业国际竞争力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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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从国际贸易比较优势角度系统测定了中国生猪产业竞争力，并应用Agri benchmark监测的国际上重要生猪生产国养殖场（户）的第一手数据，重点从成本收益和生产效率视角探究影响生猪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研究发现，中国生猪产业的各项贸易竞争力指数不断下降，生猪生产已经彻底丧失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及以前的要素成本优势，成为世界上7个重要生猪生产国中平均生产总成本最高的国家;除胴体重外，MSY、物质劳动生产率、饲料转化率等重要生产效率指标均处于很低位置。持续推进健康养殖方式、自主创新关键领域核心科技、全面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构建利益紧密连接的供应链合作关系将是提升中国生猪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生猪产业;国际比较;竞争力;成本收益分析;中国
　　中图分类号：F30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20）01-0145-08
　　引 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 各国市场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中国农业将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竞争[1]。加入WTO之初，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价格优势。然而，随着国内外环境的不断变化，当前我国多种大宗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谷物及肉奶产品尤甚[2]。猪肉历来是我国城乡居民最主要的肉類消费品，其产量占肉类总产量的64%以上，对改善居民膳食结构和营养水平、增加农民收入以及保障食物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3]，生猪产业也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提出的“产业兴旺”目标的重要产业。中国是世界上头号养猪大国[4]，但同时也是猪肉进口第一大国。笔者根据UN Comtrade数据库计算得出，2016年我国生猪存栏量占世界生猪总存栏量的44.31%。自20世纪中期起，我国猪肉产量一直占世界总产量的 40%以上，然而猪肉产品（包括生猪、猪肉和猪杂碎等其他产品三种类型）的出口量占世界总出口量的比重却由1996年的0.006%下降到2017年的0.001 7%，同时期的进口量占世界总进口量的比重则由0.13%上升到13.95%，因此，系统分析我国生猪产业竞争力及其国际比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普遍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生猪产业在生产成本上拥有绝对优势，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但加入WTO后竞争力优势整体呈略回升而后不断下降态势。如李建平等[4]采用国内资源成本系数法测算得出1991-1996年间我国生猪生产在整体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张振等[5]通过计算我国猪肉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得出，1995年以前我国生猪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是自2004年后不断下降，近几年在国际市场已不具备比较优势。对于我国猪肉产品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采用统计描述分析方法与计量实证分析法，研究结论均认为猪肉质量、生产成本以及屠宰加工能力等影响着我国生猪产业国际竞争力水平。一方面，兽药残留隐患和疫病控制不力是我国肉类国际竞争力不强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品种资源、生产力水平以及生产规模等因素间接地制约着我国肉类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6]。此外，一些学者还研究了影响我国猪肉出口的其他因素，张振等[5]认为国内肉类加工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对我国猪肉出口量占世界猪肉出口量的比重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国内玉米价格对该比重的影响为负;宁满秀等[7]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SPS协议等国外一些非关税贸易壁垒显著降低了我国猪肉的出口。仅2011年就有50.5%的农产品出口企业遭遇了SPS措施造成巨额经济损失[8]。
　　国外学术界对生猪产业国际竞争力问题也进行了大量研究，研究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北美和欧洲，研究内容主要是对比分析各国猪肉产品价格、成本差异、生产效率、加工行业、产业政策等状况。研究结果表明：加拿大和美国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丹麦、荷兰与德国相比虽然成本比较优势趋向弱化，但仍是最主要的猪肉出口国家[9-10]。Kevin Grier认为加拿大是世界上生猪生产成本的第二大或第三大价值洼地，即便在2006-2012年经济困境时期仍然稳定增长，显示出较强的产业稳定性[11]。Robert Hoste研究结论表明，与丹麦、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相比，自2012年以来荷兰的生猪生产成本明显恶化，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包括不断增长的饲料价格、增长缓慢的母猪生产效率以及持续增加的粪污处理成本和人工成本[12]6。已有国内外文献尽管从不同侧面研究了生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但大多数文章在中国生猪生产的成本收益和生产效率的国际比较方面缺乏一手数据支撑。本文使用Agri benchmark监测的世界重要生猪生产国养殖场（户）的一手数据来探究中国由于数据的缺失，中国香港、台湾和澳门，本文不予研究。生猪的生产成本和生产效率在国际上的相对位置， 以期阐明中国生猪产业国际竞争力较弱的原因。
　　一、中国猪肉产品贸易及 贸易结构变动
　　1.进口量螺旋式增长，出口量不断下降。1996-2017年间中国猪肉产品进口量总体呈现波动增长趋势，而猪肉产品的出口量自1996年以来整体呈下降态势。2007年以前中国还是猪肉产品净出口国，2007年以后则成为净进口国（图1）。国内供给波动是影响猪肉产品进口量和出口量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2007年生猪产量的绝对量首次下降，猪肉产量降幅达7.8%，生产下降造成市场供应短缺和价格的大幅上涨[3]，市场机制和利差效应引致国外猪肉大量进入国内，2008年进口量增加了43.84万吨，同比增长83.24%;同样的情况在2016年再次出现，2014-2015年我国猪肉产量连续两年下滑，2016年猪肉产量同比减少3.43%，此次进口量同比增长达94.87%，这表明我国生猪产业的不稳定。
　　2.近年猪肉贸易呈净进口态势，进口量占全国产量比重不断攀升。1996年我国猪肉净进口量为负值，2008年净进口量剧增至29.11万吨，2017年进一步增至116.55万吨（图2）。从猪肉进出口贸易对国内猪肉市场的贡献率看，也即净进口量占国内猪肉市场供给量的比重，1996年贸易市场贡献率为-0.4%，此后多为负值;2008年开始其均为正值，2017年贸易市场贡献率达到2.14%。近年猪肉进口急剧增长，贸易贡献力度呈现持续提升态势。虽然与庞大的国内市场相比，其贡献力度相对有限，但是非洲猪瘟的爆发给生猪产业带来严重的冲击，势必会造成国内猪肉产量的下滑，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中国猪肉贸易市场贡献率将进一步上升。 　　3.进口主要为猪杂碎，出口以活猪为主。过去20年间我国进口猪肉产品类型变化不大，以猪杂碎等其他类产品为主，虽然在1998、2000和2002年略低于猪肉进口量，但其平均占猪肉产品进口总量的六成以上。活猪的进口占猪肉产品进口总量比例最低，除个别年份外，占比均低于0.5%。
　　从图3可以看出来的一个趋势是，我国未来进口猪肉产品类型将发生转变，猪杂碎等其他猪产品进口量将会被猪肉进口量反超，尤其是此次非洲猪瘟的爆发蔓延，势必会加剧国外猪肉快速进入中国市场。近20多年以来我国出口猪肉产品类型构成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活猪出口在2002-2007年出现暂时性的回落。
　　4.猪肉及猪杂碎等进口的市场集中度逐渐降低，出口的市场集中度一直較高。1996-2017年中国猪肉进口的来源国从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等8国增加为西班牙、德国、美国和丹麦等17国。1996年中国从加拿大进口的猪肉量占当年猪肉进口总量的62.19%;2017年我国从西班牙进口的猪肉量占比最高，但仅为19.52%，表明我国猪肉进口的市场集中度逐步降低。1996-2017年我国猪杂碎等其他猪产品的进口来源国由41个增加到62个，主要包括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荷兰和丹麦等北美和西欧国家。1996-2017年我国活猪进口的来源国主要为美国、加拿大、丹麦和法国。过去20年我国活猪主要供应中国香港和澳门，向这两个地区输出的活猪量占活猪出口总量的90%以上。自2012年以来，我国猪肉主要供应中国香港，供应量占猪肉总出口量的70%以上。日本、中国香港以及菲律宾是猪杂碎等其他猪产品外销的三个主要市场。
　　二、中国生猪产业竞争力的国际比较
　　中国猪肉产品进口持续走高，出口不断下降的根本原因是国际竞争力不足，主要体现为贸易上的比较优势不足。衡量国际竞争力的方法主要有指数估计法、模型评估法和因素分析法，不同的评价方法的适用性及其对数据的要求不同，本文采用指数估计法对我国猪肉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进行测定并同世界主要生猪生产国进行比较，具体测算指标包括国际市场占有率（IMS）、贸易竞争力指数（TC）、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和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CA）等4个指标IMS、TC、RCA与CA的计算公式分别是：IMS=（Xij/Xwj）×100%、TCij=（Xij-Mij）/（Xij+Mij）、RCAij=（Xij/Xit）/（Xwj/Xwt）、CAij=RCAij-（Mij/Mit ）/（Mwj/Mwt）。其中Xij 为i国第j类产品的出口额;Xwj 为世界第j类产品出口总额;Mij 代表i国第j类产品的进口额;Xit 为i国所有产品出口额，Xwt 为世界所有产品出口总额;Mit 代表i国所有产品的进口额;Mwj 表示世界第j类产品进口额;Mwt 代表全世界所有产品的进口额。具体而言，文中的i国依次指中国、德国、荷兰、丹麦、西班牙、美国、加拿大和巴西;第j类产品指猪肉产品。。
　　1.指标含义。IMS的值域为（0～100%），其值越高则表明该国猪肉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越强;反之，其国际竞争力越弱。TC的值域为（-1，1），其值为0表示该国猪肉产品贸易为进出口平衡;为正值代表净出口国，且越接近1国际竞争力越强;为负值代表净进口国，越接近-1竞争劣势越明显。RCA的值域为（0～+∞），一般认为，其值大于2.5表明该国猪肉产品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介于2.5～1.25之间，表明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介于1.25～0.8之间，说明该国猪肉产品具有中度的国际竞争力;小于0.8表明国际竞争力较弱。CA的值为负时，表明该国的猪肉产品处于显示性竞争劣势，反之处于显示性竞争优势，在评估产业国际竞争力时通常会综合考虑CA指数与RCA指数后再得结论。
　　2.结果分析。总体而言，中国生猪产业目前缺乏比较优势，各项贸易竞争力指数在过去20多年中不断下降（见表1）。从各指标均值看，中国始终处在所测度国家中的后两位;从历年发展趋势看，各项指标数值持续走低，表明中国猪肉产品竞争劣势日渐明显。
　　具体而言，国际市场占有率测算结果表明，世界猪肉产品主要出口区域已由原来的丹麦、荷兰两国独大转变为五国“分天下”，丹麦和荷兰虽然占有率有所下降，分别由1996年的19.11%和20.01%减少到2017年的9.20%和9.84%，但仍在世界猪肉产品出口市场居重要位置，新进德国和美国国际市场份额强劲增长，已由1996年的3.95%和6.84%增加到2017年的14.33%和13.64%，加拿大在波动中始终保持7%左右的占有率。除个别年份外，西班牙生猪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一直稳中有升，至2016年已达10.92%。中国和巴西虽是生猪生产大国，但二者猪肉产品的IMS均始终在4%以下，但总体来看巴西的IMS指标值呈增加趋势，而中国的IMS值则波动下降，相比较其他国家而言出口竞争力较弱。
　　贸易竞争力指数的计算结果显示，丹麦、荷兰、西班牙、加拿大和美国为猪肉产品的净出口国，德国和巴西从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而中国则从猪肉产品的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综合考量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结果可知，丹麦和荷兰稳居世界生猪产业竞争力强国的第一层次，具有极强的国际竞争力;西班牙、加拿大和美国的生猪产业位居第二层次，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德国和巴西的生猪产业国际竞争力处在第三层次，经历了由明显的竞争劣势向具有中度竞争优势的转变过程;中国生猪产业国际竞争力属于第四层次，一直处于较低水平且持续弱化，RCA值在大多数年份均小于0.8，且呈不断减小趋势，CA值近两年均小于0（表1），这两个指标的变化更综合地反映了我国生猪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下降。
　　三、影响我国生猪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
　　影响我国生猪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很多，既有宏观经济环境和产业政策方面的因素，也有微观经营主体行为选择方面的原因，但在农产品市场日益开放的条件下，核心因素是生产效率及由此影响的成本收益大小。本文所用的成本收益和生产效率的数据来自Agri benchmark 监测的世界重要生猪生产国养殖场（户）第一手数据库，该数据是按照标准操作规制（SOP）记录各国或地区典型养殖场的相关数据，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较好的可比性。 　　（一）成本因素
　　从生猪生产总成本的均值看，中国是最高者，生产50千克胴体重的平均总成本995.71元;巴西为生产总成本最低者，生产50千克胴体重的平均总成本仅为430.54元。生猪生产的总成本包括非要素成本和要素成本，这两类成本的变动共同构成了总成本结构的变化。从成本结构看，非要素成本比率平均达90%以上，要素成本占比5%左右（见表2）。根据Agri benchmark的分类标准，育肥猪生产的非要素成本包括仔畜费、饲料成本、折旧费、燃料动力及其他固定成本、医疗防疫费、保险税收及其他可变成本，其中仔畜费和饲料成本所占比重最大，分别达40%左右，二者累计占比约80%以上。要素成本即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使用费用，劳动力成本占比最多。
　　1.仔畜费方面。由表3可以看出中国是七个国家中仔畜费最高者，为490.66元，巴西是最低者，为170.14元（见表3）;德国、西班牙和丹麦平均为250～280元左右，略高于加拿大和荷兰的平均仔畜费区间（180～230元）。究其原因，其一是因为仔猪价格较高。根据Agri benchmark发布的《2016年世界主要生猪生产国行业报告》显示，无论是以头均还是以每千克为计算基础，2015年中国的仔猪价格最高，是其他样本国家的两倍左右，而大多数欧洲国家以及加拿大、巴西和南非等国的仔猪价格相差不大，因此其仔畜费差别并不明显。其二是繁育猪的生产成本较高会导致仔猪价格较高。根据Agri benchmark提供的数据，通过笔者测算，2017年我国繁育猪的生产成本为592.60元/50千克活重，仍是七个重要生猪生产国中繁育猪平均生产总成本最高的国家。
　　2.饲料成本方面。中国依旧是七个国家中的最高者，生产50千克胴体重需要支付375.56元的饲料成本，丹麦为饲料成本最少的国家，但与其他五国差距并不是很大，基本均集中在200～240元之间。同样生產50千克胴体重，中国需比其他六个国家多支付150元左右的饲料成本（见表3）。造成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饲料成本高低与玉米价格息息相关，因为生猪饲料主要以玉米为主，不管哪种规模的养殖户，玉米在原料粮中所占比例都高达78%左右[13]。玉米临时收储政策价格制度的实行，使得玉米价格居高不下;取消临储政策以来，玉米价格有所下降，但是，我国的玉米价格还是远高于其他六个国家，进而导致饲料成本较高。其二，育肥猪的饲料成本高还与饲料转化率关系密切，中国育肥猪的饲料转化率仅为3.2左右，而其他六国可以达到2.5左右。其三，育肥仔猪的初始重量也会影响生猪养殖的饲料成本。仔猪重量越轻，则所需饲料费用越高;反之，饲料成本越低。
　　3.劳动力成本方面。中国仍是七个国家中最高的，为50.56元/50千克胴体重;西班牙的劳动力成本最低，为3.77元/50千克胴体重（见表3）。除荷兰样本养殖户因使用家庭劳动力未计算成本以外，同样生产50千克胴体重支付的劳动力使用费用中国比其他国平均高出40元左右。中国生猪养殖的劳动力成本逐步攀高与散养户逐渐退出和劳动力不断转移休戚相关。20世纪90年代我国生猪生产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是因为当时以农户家庭养猪为主，家庭自有劳动力并未计入生产成本，但90年代后期以来，小散户渐渐被专业养殖大户（场）取代，养殖场需要更多的人力投入，只能增加雇工。而随着中国已经到达刘易斯拐点，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供给条件的变化显著地推高了劳动成本，给劳动密集型的农业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削弱了中国农产品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14]。而西班牙的劳动力成本在欧洲所有国家中排在倒数第五位，比欧洲平均的劳动力成本低，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之一[15]。
　　4.医疗防疫费方面。中国仍高于其他国家，为18.52元/50千克胴体重，其他六国均在10元以下（见表3）。中国育肥猪的医疗防疫费远高于德国、丹麦、荷兰和加拿大等世界猪肉竞争力强国，说明我国对育肥猪的医疗防疫问题较为关注，这也间接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猪肉出口会屡屡遭受SPS协议的规制。折旧费、燃料动力及其他固定成本、保险税收及其他可变成本的投入以及土地和资本的使用费用方面中国既不是最高者也不是最低者（见表3），且当前其对生猪生产的总成本影响较小，鉴于篇幅限制，不再做进一步分析。
　　（二）生产效率因素
　　从生产效率方面看（见表4），平均每头母猪每年提供的育肥猪的数量（MSY）中国最少，约为20头，丹麦最多，约为33头，荷兰次之，约为30头。MSY较低导致养殖场（户）生产成本高且抗风险能力差，要提升MSY就必须从母猪生产胎次、品种等遗传因素、饲料等营养因素、配种等管理水平、繁殖疾病控制等方面入手。物质劳动生产率最高者为荷兰，每劳动工时平均可生产活重100.14千克，丹麦次之，为95.73千克，中国仅为10.35千克。物质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技术进步贡献率、从业人员素质以及收入分配的体制机制相关。
　　除胴体重外，中国育肥猪的其他各项生产效率指标在七国中均处在靠后位置。育肥期最长者为中国，约为129天，最短者为丹麦，仅需85天左右，育肥期较长说明育肥仔猪初始体重较低，这不但与品种有关，也与饲喂技术以及饲料配比有关;中国育肥猪的日增重为782.5克，仅略高于西班牙，比排在首位的丹麦每日少增204.5克，比第二位的加拿大每日少增132.5克，德国、荷兰和巴西育肥猪的日增重均达到800克以上（见表4）;中国育肥猪养殖场（户）的饲料转化率表现最差，育肥猪增重1千克需3.21千克饲料，荷兰、西班牙和巴西的饲料转化率表现相对较好，在2.5以下;就胴体重和胴体产肉率来看，加拿大育肥猪的胴体重最高，平均为102千克，中国排在第二位，为96.39千克，其余各国的胴体重基本在85～96千克之间，胴体产肉率各国相差不多，集中在74%～80%之间。育肥猪生产效率的高低与圈舍环境条件、饲料营养水平、圈舍卫生以及饲喂方式等有很大关系，可见，我国育肥猪的管理水准与丹麦、荷兰、德国等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三）其他影响因素
　　影响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因素有很多，但是绝大部分都最终体现在产品生产成本上，比如环境政策规制。随着环保观念不断深入人心和各项环保政策的陆续出台，我国生猪产业发展的环保约束将日趋严格。由于我国相关政策实施时间较短，加之一些特定的规制细则尚未制定完全且未影响到所有养殖者，因此环境政策的约束到底给我国生猪产业生产成本带来哪些影响尚无可靠数据支撑，所以本文以世界上生猪产业竞争力强国已经实施的环保政策对生猪产业的影响结果为参考。1987年荷兰开始执行《粪肥法案》，该法案给每个养猪场都分配了一个配额，以限制其在单位土地上的粪尿和磷量，超过这个配额则要征税，并规定所有新上设备必须比原设备的氨排放减少50%[10];荷兰育肥猪每增重1千克其粪污处理成本即增加7美分[12]18。
　　除了成本收益、生产效率和环境规制以外，地理位置、资源丰裕度、供应链发展程度、行业技术进步（包括疫病防控）、汇率等亦会影响一国生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加拿大和美国生猪产业国际竞争力强的原因：一是由于其生产成本，尤其是饲料成本具有比较优势;二是其地缘位置距离亚洲这个蓬勃增长的猪肉消费市场较近，比欧洲节省运输成本;三是充足的谷物供给和低密度人口为生猪产业规模扩张提供了良好的基础[10]50。丹麦的生猪产业显示出极强的国际竞争力，不在于其生产成本上的比较优势，而是在于其发达的供应链管理体系和明确的出口消费政策导向。丹麦拥有完整的产业垂直协作系统、无偿对产业各阶段劳动力进行扎实的教育培训、有能力快速满足出口消费市场的需求变化、保障供应链上所有产品质量信息全面快速有效地进行传播并且非常重视产业科学研究，产学研联系紧密[16]。同时，贸易伙伴关系的稳定性也会影响一国产品在国际竞争中的相对位置[12]23。猪肉是中国农产品进口的两大项之一，此次中美贸易战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在贸易伙伴关系正常的前提下，可以通过进口来满足国内对相关农产品的消费需求， 一旦经贸关系发生变故， 将不可避免地给国内市场带来波动，甚至带来行业震荡和社会问题，因此需要重新思考中国农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国际农产品贸易格局， 努力提高中国农业生产水平和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17]。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1.中国生猪产业当前已不具备贸易比较优势且国际竞争力持续弱化。产品的贸易及贸易结构反映了比较优势意义上的竞争力差异[18]。2007年以来我国猪肉产品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由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国且猪肉出口量的下降速度远大于活猪和其他类产品出口量的增加速度;结合国际竞争力的指数测算结果看，与传统的生猪产业国际竞争力强国丹麦、荷兰以及新进强国德国、加拿大和西班牙等相比，中国生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弱化。
　　2.生产成本高位运行且生产效率低位徘徊是中国生猪产业国际竞争力持续弱化的根源。产品的成本收益和生产效率反映了绝对优势意义上的竞争力差异。根据上文对世界上七个主要生猪生产国近年的生产成本和生产效率所做的比较可知，生产总成本方面，无论是繁育猪还是育肥猪，中国的生产总成本均是最高的;生产效率方面，除胴体重以外，饲料转化率、日增重等其他效率指标均处在七国中较低位置。
　　（二）政策建议
　　提升中国生猪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在于降成本和提效率，实施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四条。（1）持续推进健康的养殖方式。健康养殖方式主要指猪圈环境良好、饲料营养充足、疫病防治有效、粪污治理得当。只有猪本身的健康得到保障才能进一步涉及到生产成本的降低和生产效率的提升问题。（2）自主创新关键领域的核心科技。随着资源约束的趋紧和环境规制的实行，生猪生产成本必将继续攀升，生猪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只能依靠科技进步，主要包括种质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重要生产环节机械设备的研发使用以及以防控非洲猪瘟（ASFV）为核心的疫病防控技术研发。（3）全面推广先进适用技术。一方面增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激励机制，构建以政府为主导，龙头企业、行业协会、科研院所等社会服务主体共同推进的多层次、多元化推广模式;另一方面在推广技术的选择上要因地制宜，注重技术在推广地区既定自然条件和经济环境下的适用性。（4）逐步构建利益紧密连接的合作关系。目前生猪行业出现了以龙头企业为主体的一体化经营模式且发展势头良好，但是随着中国农产品市场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就必须建立更加庞大坚固的合作关系网，加强供应链内合作，以提升产业组织化和标准化，实现生猪产业链上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逐步扭转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弱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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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Pig Industry
　　GAO Haixiu， WANG Mingli*， SHI Zizhong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Firstly，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pig industry was measured systematic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was compared internationally. Then， the first hand data of pig farms （households） monitored by Agri benchmark were applied to explo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pig industry mai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st benefit and production efficiency. On this basis，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to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the industry were put forward.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 trade competitiveness index of China’s pig industry declined continually. The reason behind this phenomenon lied in that China’s production lost its factor cost advantage in mid 1990s and before and became the country with the highest average total production cost among the seven major pork produc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n addition to carcass weight， MSY， material labor productivity， feed conversion rate and other important production efficiency indicators were all at a very low position. To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pig industry， it is important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healthy breeding methods， independently innovate core technologies in key areas， promote advanced and applicable technologies in an all round way， and build a supply chain cooperation with closely connected interests.
　　Key words：pig industry;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competitiveness; cost-benefit analysis; China
　　（責任编辑：王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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