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税与环境保护税改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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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资源税与环境保护税改革是中国推动经济绿色发展转型的重要举措。本文构建了多部门动态CGE模型，模拟分析不同的资源税与环境保护税税率组合对中国宏观经济产出和废弃物排放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①单独征收资源税或者环境保护税将对宏观经济产出带来负向影响，但两种税均能抑制废弃物排放。②资源税主要通过抑制企业投资对宏观经济产出产生负向影响，而环境保护税主要通过抑制消费和企业投资影响产出。③与环境保护税相比，资源税对宏观经济产出具有更显著的负向影响;与资源税相比，环境保护税能更有效地抑制废弃物排放。④与单一政策相比，同时征收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对产出和废弃物排放的抑制作用更显著。⑤结合我国实际，在赋予产出损失更大权重的条件下，选择6%的资源税和4倍于基准水平（即大气污染物4.8元/污染当量，水污染物5.6元/污染当量）的环境保护税的税率组合，能实现对产出负向影响最小和最大程度实现抑制废弃物排放的政府最优目标。在征收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的同时，应实施减少企业负担的配套政策，以抵消环境保护政策对宏观经济产出的负向影响。
　　关键词：资源税;环境保护税;最优税率;CGE模型
　　中图分类号：F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9）12-0149-09 DOI：10.12062/cpre.20190810
　　 为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中国政府于2010年6月和2014年12月分别对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的资源税进行从价计征改革。201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正式实施。资源税改革和实施环境保护税是用市场化方法应对日趋严峻资源环境约束的重大突破，是落实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的制度创新，也是履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承诺和推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转型的重要举措。那么，在当前全球经济增长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突出，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资源税与环境保护税改革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以及废弃物排放将产生何种影响？适宜的资源税与环境保护税率组合水平应该是多少？回答这两个重要问题，对于研判资源税与环境保护税改革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通过优化设计环境保护政策，更好地发挥其在激励微观主体形成环境友好型的生产与消费行为，进而促进中国宏观经济绿色转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1文献综述
　　 由于改革时间的不同步，既有文献大多分别研究资源税改革或环境保护税改革的影响效应，其中对宏观经济整体运行的影响尤其被学者们所关注。①征收资源税对宏观经济产出与生态环境的影响。资源税在本质上是一种稀缺租金。理论上，征收资源税增加了企业使用资源的成本，进而抑制企业投资，对产出具有负向影响[1-2]。但另一方面，征收资源税有利于纠正资源使用过程中的负外部性，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并提高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的配置效率，从而对宏观经济产出产生正向激励作用[3-5]。资源税对宏观经济产出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两种效应的大小。大多数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征收资源税对宏观经济产出具有负向影响[6-8]，少数文献的研究结论与此相悖[9-10]。征收资源税还具有环境保护效应。2016年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强调要发挥资源税在“组织收入、调控經济、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作用”。征收资源税通过成本推动型的价格传导机制激励下游企业高效而节约地使用资源，降低单位产值能耗，同时有利于改善能源消费结构，从而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11-12]。实证研究结果亦支持资源税的环境保护效应假说[13-14]。②征收环境保护税对生态环境保护与宏观经济产出的影响。征收环境保护税的理论依据源于Pigou[15]通过对排污者征税解决环境问题的思想。这一思想被许多欧洲国家（如丹麦、芬兰、荷兰、瑞典、挪威、英国等）在上世纪90年代付诸实践。2016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EPI排名前20的国家中有9个国家单独设立环境保护税[16]。基于税收中立原则，增加环境税收入的同时减少其他扭曲性税收，可以产生减少污染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双重红利”效应[17]。以中国为案例的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征收环境保护税能够有效地减少污染，但对产出的影响不确定。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征收环境保护税能够促进产出增长，从而带来“双重红利”效应[18-21]，另一些研究则表明环境保护税对产出具有负向影响[22-25]。
　　将资源税与环境保护税割裂开来，分别研究各自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偏误。如，在不考虑环境保护税的条件下，单独分析资源税的减排效应，并以之为依据确定 “合理的”资源税率将偏高。同理，若不考虑资源税，单独分析环境保护税的减排效应，以之为依据确定“合理的”环境保护税率同样会偏高。过高的资源税或环境保护税将为宏观经济产出带来较大的负向影响。由于这一偏误的存在，乔永璞[26]等使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判了同时征收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对宏观经济的综合影响。研究发现，随着税率增加，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将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经济增长的倒U型特征，而且两种税均能显著地降低废弃物排放水平。但其仅分析了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通过可耗竭资源使用这一单一途径影响经济增长和废弃物排放的机制，没有考虑清洁能源和可耗竭资源之间的替代关系，由此可能会导致评估偏误。本文通过构建多部门动态CGE模型，分析同时征收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对宏观经济产出与废弃物排放的综合影响。在模型化能源使用的同时考虑了电力与可耗竭资源之间的替代关系，因而使估算结果更加可靠。同时，在分析环境保护政策对产出的影响时，将产出分解为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进出口四个部分，有助于识别环境保护政策影响产出的途径。本文所构建的分产业部门CGE模型能够较好地识别资源税与环境保护税改革对不同产业的异质性影响，从而为决策者制定差异化产业政策提供依据。另外，通过数值模拟方法分析不同资源税与环境保护税税率组合对宏观经济的不同影响，探究减排效应大、对产出负向影响小的税率组合，为优化设定资源税与环境保护税的税率水平提供理论依据。 　　2研究方法
　　 Johansen[27]在Walras 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上提出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GE）模型，因其在一般均衡框架下能够系统分析政策的全方位影响，参数估计可靠，因此常用于政策冲击效应的研究，现已广泛应用于能源环境政策分析[28-29]。
　　 本文按照“环境保护政策—能源使用—产业部门—宏观经济”的逻辑构建了包括六个模块（即生产模块、消费模块、环境政策模块、贸易模块、动态模块与宏观闭合模块）的动态CGE模型。环境保护政策包括资源税与环境保护税两种政策工具。宏观经济通过价格体系联结，经济体中的任何一种小的冲击通过价格机制传导到整个经济体，最终使经济体达到新的均衡。
　　 动态CGE模型的基本假设为：①价格中性，价格变动只会引起货币收益的变动，而不会对需求和供给产生影响;②规模报酬不变，生产模块中的CES生产函数采用规模报酬不变的形式;③小国假设，一国的进出口贸易不会影响世界市场均衡，模型中的研究对象是价格接受者;④不完全替代性，产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同一产品之间存在不完全替代性。
　　2.1编制宏观社会核算矩阵
　　 在CGE模型中，数据是以宏观社会核算矩阵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宏观社会核算矩阵的编制通常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自上而下的方法强调数据的一致性，自下而上的方法则侧重数据的准确性。本文以《中国地区投入产出表（2012年卷）》为主要数据来源，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编制宏观社会核算矩阵。为了保证宏观社会核算矩阵的平衡性，对编制完成的初表采用手动平衡法、交叉熵法、RAS法进行平衡，并将平衡结果进行比较，最终选择交叉熵法平衡宏观社会核算矩阵。根据研究目的，参考张欣[30]的方法，本文将宏观社会核算矩阵分为九个账户，分别为①“活动”账户和②“商品”账户反映国内商品供给和需求;③“劳动力”和“资本”账户反映国内要素市场的供给和需求;④“居民”账户和⑤“企业”账户分别反映了两者的收入（要素收入、转移收入等）与支出（消费支出、纳税支出等）;⑥“政府”账户反映了政府的支出和收入，包含了政府的各项税收与政府支出;⑦“国外”账户反映对外经济的联系，包含进出口与经常性国际转移收入;⑧“投资—储蓄”账户和⑨“存货变动”账户反映固定资本的形成。
　　2.2构建多部门动态CGE模型
　　 本文通过动态CGE模型分析征收资源税与环境保护税的政策冲击对农业、工业、建筑业、服务业四大部门的产出与废弃物排放的影响，并重点分析了这两种环境保护政策对六大高耗能行业（即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影响。为了剖析环境保护政策冲击影响产出的途径，将产出进一步分解为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进出口四部分。征收资源税直接影响资源价格，并间接影响资源使用量，最终影响碳排放。环境保护税的课税对象为应税污染物，本文主要分析环境保护税对气体废弃物排放（主要气体废弃物为二氧化硫和二氧化氮）与水污染物排放（主要水污染物排放为氮氧化物和水体富营养物）的影响。
　　 多部门动态CGE模型的逻辑关系见图1。
　　 生产模块是CGE模型的基础模块，描述生产的商品通过消费模块和贸易模块进行分配;消费模块描述了政府、企业、居民三大消费主体如何获得并分配自己的收入;贸易模块将生产模块和消费模块与国际消费品相联系;政府政策模块描述政府实施资源税与环境保护税的方式。宏观闭合模块描述经济体的均衡状态;动态模块通过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动态积累描述均衡状态随时间的动态演化。政府实施的资源税与环境保护税政策通过价格机制影响生产者的能源要素投入，并最终影响产出与废弃物排放。
　　2.2.1生产模块
　　 生产模块是动态CGE模型中描述生产者行为的环节，本模块采用三层嵌套的CES生产函数来描述生产者行为。第一层嵌套描述四种能源（即煤炭、石油、天然气、电力）投入之间的替代关系;第二层嵌套描述资本-劳动与能源投入的替代关系;第三层嵌套描述资本-劳动-能源投入与中间投入之间的替代关系。资源税与环境保护税通过改变要素投入的相对价格，并最终影响要素投入量而间接影响分部门（行业）与整个经济体的产出与废弃物排放。生产模块基本公式如下：
　　 （1）式中，Q表示总产出，TVA表示增加值，TIP为中间投入，φ1和φ2分别表示增加值和中間投入的系数，A表示技术水平，L，K，R分别表示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资本和能源要素投入，a1，a2和a3表示劳动、资本和能源要素的技术投入系数，λ表示各个要素投入的替代弹性。Aip表示中间投入技术系数，IP1和IP2分别表示进口能源和国内能源，σ表示进口和国内资源的替代系数。
　　2.2.2消费模块
　　消费模块包括政府消费、企业消费与家庭消费。企业消费包括存货与固定资本投资，企业收入来自于资本收益。居民将税后收入采用线性支出函数在消费和储蓄中分配，居民收入来自于工资、地租、红利和各类转移支付。政府消费主要包括政府购买与转移支付两部分，政府收入来源于各项税收。
　　2.2.3环境政策模块
　　环境政策模块主要考虑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两种环境政策。资源税从价计征，环境保护税从量计征。具体公式表示如下：
　　EM=qi×em（3）图1动态CGE模型各模块逻辑关系其中，ET表示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的征收数额，et表示税率，Pi为煤炭与油气资源的市场价格。EM表示废弃物的排放，em表示排放系数，qi表示排放废弃物的数量。
　　2.2.4贸易模块
　　在贸易模块中，消费者按照成本最小化原则将收入在进口品和国内消费品之间进行分配，消费者选择行为可描述为：
　　 （4）式中，Di代表国内生产并在国内使用的商品数量，Mi，t代表各种商品的进口需求，PMi，t代表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PDi，t表示进口商品和国内生产商品的合成价格。Qi代表各种商品的国内市场总需求，am，i与adm，i分别表示CES生产函数中进口商品与国内商品的份额参数，进口品与国内商品之间是不完全替代关系，am，i+adm，i=1，σi，m=1/（1-ρm）表示进口商品和国内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系数。 　　
　　 （7）式为资本积累的动态化，（8）式为劳动供给的动态化。其中，δ代表资本折旧率，Ii，t表示为当期新增投资，ng表示外生的人口增长率。
　　2.2.7设定参数取值
　　 在使用动态CGE模型衡量外部政策冲击时，需要设定生产模块和贸易模块相关参数值。根据贺菊煌等[31]设定生产模块中四种能源、资本-劳动与能源投入，以及资本-劳动-能源与中间投入之间的替代参数。根据郭正权等[32]的研究结果设定贸易模块中进口品和国内商品、出口品和国内商品之间的替代参数。
　　3情景模拟和结果分析
　　3.1模拟情景设计
　　 将资源税设置为3%、6%和9%三个税收等级。以陕西省的环境保护税税率为基准税率，将环境保护税设置为基准税率以及2倍、3倍和4倍于基准税率四种税收等级。设计如下情景分析环境保护政策对产出与废弃物排放的影响。
　　 情形一：分别考察在3%、6%和9%三种标准下，单独征收资源税对产出与废弃物排放的影响。
　　 情形二：分别考察在基准税率以及2倍、3倍和4倍于基准税率时，单独征收环境保护税对产出和废弃物排放的影响。
　　 情形三：同时征收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时对产出与废弃物排放的影响。
　　3.2模拟结果与分析
　　3.2.1情景一模拟结果
　　 情形一：考察单独征收不同税率的资源税对产出与废弃物排放的影响，结果见表1。
　　 根据表1，单独征收资源税对产出具有负向影响，随着税率的增加，负向影响加强。在3%的资源税税率水平下，产出减少0.11%;而在9%的税率下，产出减少0.38%。
　　单独征收资源税对总产出各构成部分同样具有负向影响，其中投资受到的负向冲击最大;其次是进出口，受冲击影响最小的是政府购买。这一实证结果表明，资源税主要通过抑制企业投资进而影响宏观经济产出。本文的研究结论与林伯强[17]等的研究成果相一致，在5%、7%和12%的资源税率下，GDP分别下降0.153%、0.223%和0.377%。
　　 单独征收资源税对四大部门产出产生负向影响，影响强度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工业产出受到的负向冲击最大，建筑业次之，农业和服务于受到的冲击最小。这一研究结论同样与林伯强[7]等相一致。可能的原因在于，与其他产业相比，工业属于可耗竭能源资源密集型产业。2016年工业能源消费总量达290.23亿t标准煤，占全部能源消费总量的66.60%，而其他三大产业能源消费总量仅占33.40%。资源税改革提高了工业行业使用可耗竭能源资源的成本，影响未来的盈利预期，导致工业行业投资减少和产出下降。在3%、6%和9%的资源税税率水平下，工业产出分别减少0.08%、0.12%和0.16%;建筑业产出分别下降0.05%、0.09%和0.13%，农业和服务业的产出分别下降0.002%、0.003%和0.01%。
　　 研究发现，征收资源税对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产出的负向影响大于工业平均水平，而对其他三大高耗能行业的产出影响小于工业行业平均值。
　　 单独征收资源税显著抑制工业和建筑业部门的碳排放，而对农业和服务业的碳排放影响较小。在3%、6%和9%的资源税率水平下，工业的碳排放分别减少0.11%、0.18%和0.13%，建筑业的碳排放分别下降0.09%、0.12%和0.10%，农业的碳排放分别下降0.003%、0.003%和0.01%，服务业的碳排放分别下降0.003%、0.008%和0.01%。
　　这一结果与单独征收资源税对不同行业产出的影响相对应。实证结果同时显示，随着税率的提高，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碳减排幅度均呈现出先增大、后减小的特征。这说明，对于这三个行业，资源税的污染治理效应存在一个临界值，低于该临界值，提高资源税税率有助于减少污染排放，而高于该临界值，提高税率反而不利于污染减排。
　　3.2.2情景二模拟结果
　　2018年1月1日开始实施《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陜西省于2017年11月出台《陕西省环境保护税适用税额和应税污染物项目数方案（草案）》，将环境保护税的税率标准确定为大气污染物1.2元/污染当量，水污染物1.4元/污染当量。本文以陕西省环境保护税税率作为基准，分析在基准税率以及2倍、3倍和4倍于基准税率时单独征收环境保护税的影响（见表2）。
　　根据表2，单独征收环境保护税对产出具有负向影响，税率越高，负向影响越大。在基准税率以及2倍、3倍和4倍于基准税率水平下，产出分别下降0.04%、0.05%、0.09%和0.12%。与情形一比较发现，单独征收环境保护税对产出的负向影响小于资源税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产出的四个构成部分可以发现，单独征收环境保护税主要导致消费和投资下降，其次是政府购买，对进出口的影响最小。这一结果表明，环境保护税主要通过消费和投资途径影响产出。
　　 与单独征收资源税相比，单独征收环境保护税对污染减排的作用更加显著。表2显示，在基准税率水平下，大气废弃物和水体污染物排放分别减少了0.59%和0.12%;而在4倍基准水平下分别减少了1.79%和0.36%。
　　单独征收环境保护税对四大产业部门产出的负向影响具有异质性。在4种不同的环境保护税水平下，建筑业产出受到的负向冲击最大，其次是工业，对农业和服务业的产出影响较小。对六大高耗能行业，环境保护税对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的产出影响最大，其次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与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而对其他行业的产出影响较小。同时，征收环境保护税对大气和水体污染物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4种不同的环境保护税水平下，建筑业和工业减排最多，农业和服务业的减排较少。
　　3.2.3情景三模拟结果 　　 情景三考察同时征收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的综合影响（见表3）。
　　 根据表3，在同时征收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时，对产出的负向影响大于单独实施两种政策的影响。在3%的资源税和基准水平下的环境保护税率下，产出、投资、消费、进口与出口、政府购买分别减少0.08%、0.20%、0.11%、0.14%、0.13%、0.05%;而在9%的资源税和4倍基准水平下的环境保护税水平下，上述各项分别减少0.33%、0.36%、0.21%、0.42%、0.31%、0.13%。
　　 同时征收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对污染排放的抑制作用也强于单独实施两种政策的效果。在3%的资源税和基准水平的环境保护税水平下，二氧化碳、大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分别减少0.17%、0.71%和0.14%;而在9%的资源税和4倍基准水平的环境保护税水平下，上述各项分别减少0.30%、2.38%和0.48%。
　　 同时征收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时对农业、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产出的影响不同。在各种不同的税率组合下，同时征收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时建筑业的产出下降最多，其次是工业，农业和服务业产出下降较小。同时征收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对不同部门废弃物排放的影响也具有异质性。研究发现，在不同的税率组合下，建筑业减排最多，其次是工业，而农业和服务业的减排量最小。3.2.4最优税率的选择
　　假设政府环境政策的目标是最大幅度地减少污染排放，同时对产出的影响最小。因此，本文设定了政府目标是最大化（9）式：
　　 （9） 式中，和1-d分别为政府对于污染减排以及经济产出的相对权重，Δe为废弃物排放减少的比例，Δy为产出减少的比例。
　　根据表4，政府对产出的权重分别为0.6和0.7的情景下，征收6%的资源税率和4倍于基准水平的环境保护税，可以实现减排最大，以及产出损失最小的政府最优目标。林伯强[7]对煤炭资源税的分析表明，保守选择时，7%的煤炭资源税是合理的。而唐明等[33]的研究表明，对中国大气废弃物排放征收环境保护税率的合理值应为当前标准的6倍，水污染的环境保护税率应为当前标准的四倍。本文估算的最优税率组合低于上述学者单独研究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时的最优税率水平。这是因为，单独估算资源税或环境保护税的影响时，会导致单一最优税率水平被高估。
　　3.3动態时间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动态模块模拟了2019-2030年在3%、6%和9%的资源税税率下，分别征收基准环境保护税以及2倍、3倍和4倍于基准税率的12种情景下，产出与碳排放的动态变化。
　　图2表示不同的资源税与环境保护税税率组合对产出的动态影响。在3%的资源税与基准环境保护税率（情景1）下，环境保护政策对产出的负向冲击在2021年后消失，而在9%的资源税率和4倍基准环境保护税率（情景12）下，负向冲击将延续至2025年，随后消失。在静态最优税率，即6%的资源税与4倍基准环境保护税率（情景8）下，产出在2019-2023年间年均约减少0.34%。
　　图3不同政策组合对碳排放的动态影响放的动态影响。在3%的资源税与基准环境保护税率（情景1）下，到2030年碳排放将减少0.81%;而在9%的资源税率和4倍基准环境保护税率（情景12）下，到2030年碳排放将减少1.52%。在静态最优税率，即6%的资源税与4倍基准环境保护税率（情景8）下，到2030年碳排放将减少1.37%。
　　4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构建了多部门动态可计算的一般均衡（DCGE）模型，模拟了对煤炭和油气资源征收3%、6%和9%的资源税率，以及现行环境保护税基准税率以及2倍、3倍和4倍于基准税率的12种情景下，环境保护政策对产出与废弃物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单独征收资源税或者环境保护税将对宏观经济产出带来负向影响，但两种税均能抑制废弃物排放。②资源税主要通过抑制企业投资对宏观经济产出产生负向影响，而环境保护税主要通过抑制消费和企业投资影响产出。③与环境保护税相比，资源税对宏观经济产出具有更显著的负向影响;与资源税相比，环境保护税能更有效地抑制废弃物排放。④与单一政策相比，同时征收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对产出和废弃物排放抑制作用更显著。⑤结合我国实际，在赋予产出损失更大权重的条件下，选择6%的资源税和4倍于基准水平（即大气污染物4.8元/污染当量，水污染物5.6元/污染当量）的环境保护税税率组合，能实现对产出负向影响最小，和最大程度地抑制废弃物排放的政府最优目标。⑥在最优税率下，产出在2019-2023年间年均约下降0.34%，随后产出保持稳定，碳排放在2019-2030年间减少约1.37%。
　　 当前，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高质量发展必须是绿色发展，通过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的政策组合，有助于形成推动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也有助于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基于此，本文的政策含义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资源税改革起步较早，而环境保护税于2018年才开始征收。2016年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的通知》指出，征收资源税的主要目的是发挥资源税在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作用。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征收环境保护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和改善环境，减少污染物排放。从实际征收情况看，改革后的2017年和2018年，资源税收入分别为1 353亿元和1 630亿元，同比增长42.3%和20.5%。本文的实证分析也发现，征收资源税虽然对产出具有负向影响，但能够从源头上激励企业节约和高效率地使用资源，同时也有利于减少企业废弃物排放。2018年的环境保护税收入仅为151亿元，比2017年的排污费收入（219.9亿元）减少31.3%。这也表明，当前的环境保护税不能对企业的污染减排行为提供足够的激励，也难以实现保护和改善环境的既定目标。
　　 第二，征收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均对产出带来不利影响，而且资源税的负向影响更显著。本文的研究发现，资源税主要通过影响企业投资，进而影响宏观经济产出。环境保护税是通过抑制企业投资和家庭消费影响产出。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稳增长、稳就业和稳投资的严峻挑战。因此，应该采取有效措施，降低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对宏观经济产出的不利影响。其中，积极应对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对企业投资造成的负面影响尤为关键。可采取的措施包括：有效降低企业的增值税税率，对企业绿色研发、绿色投资行为加大补贴力度，提高金融系统的运行效率和资金配置效率，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另外，为了减弱环境保护税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在新一轮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基础上，可考虑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扩大个人税收减免范围。通过综合配套措施，将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对宏观经济产出的负向影响降低到最小。 　　 第三，对于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的税率设定应当谨慎。税率过低将难以实现保护资源和环境的预期目标，税率过高则会导致宏观经济运行波动加剧，不利于实现稳增长任务。要将资源税税率与环境保护税税率结合起来，综合考量。合理税率的设计要兼顾保护环境和减小宏观经济产出波动两个方面。
　　 根据本文所研究的最优资源税与环境保护税组合税率，在征收煤炭资源税的省份中，陕西、青海、新疆的煤炭资源税税率处于6%的合理水平，而内蒙、山西、宁夏三个省煤炭资源税税率过高，应适当降低资源税税率。其余省份应提高煤炭资源税税率。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的环境保护税税率普遍较低，在后续改革中应提高环境保护税税率，最终的征收标准应以当前陕西省环境保护税率（本文的基准税率）的4倍为宜。
　　 本文研究了不同情景下征收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对宏观经济主要变量的影响，但没有考虑征收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对收入分配（包括地方政府之间，中央企业、地方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之间），进而对社会总体福利的影响。另外，本文也忽略了资源税、环境保护税与其他政策（如可交易的排污权制度、命令-控制型的环境规制工具）之间如何协调的问题，这些方面均是后续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重点。
　　（编辑：刘照胜）
　　参考文献
　　[1]GROTH C， SCHOU P. Growth and nonrenewable resources： the different roles of capital and resource tax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07，53 （1）： 80–98.
　　[2] 薛钢，李尚远，陈婕瑶.资源税对区域经济与环境保护影响的实证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8（14）：161-163.
　　[3] DASGUPTA P， HEAL G M， STIGLITZ J E. The taxation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J]. NBER，1980，100（1）;165-81.
　　[4] LIN B Q， LIU X Y， ZOU X Y， et al. Resource tax reform： resource economics analysis using coal as an example[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12（2）：58–78.
　　[5] 劉建徽，周志波，张明.资源税改革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基于Malmquist指数的实证分析[J].税务研究，2018（6）：54-59.
　　[6] LING T， SHI J R， YU L， et 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s of coal resource tax in China： a dynamic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J].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2017，117：34–44.
　　[7] 林伯强.资源税改革：以煤炭为例的资源经济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2（2）：58-78.
　　[8] 王忠.矿业权集聚、经济增长与区域贫困减缓[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27（2）：117-125.
　　[9] ZHONG M R， LIN Q. An effects analysis of China’s metal mineral resource tax reform： a heterogeneous dynamic multiregional CGE appraisal[J]. Resources policy，2018，58：303-313.
　　[10] 薛钢，孙雪.资源税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吗？——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税务研究，2016（5）： 62-66.
　　[11] 何凌云，杨雪杰，尹芳，等.能源价格及资源税杠杆的减排效应比较研究[J].资源科学，2016，38（7）：1383-1394.
　　[12] 杨鹃，付京亚.我国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的环境效应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5（4）：89-91.
　　[13] XU X L， XU X F. The impacts on CO2 emission reduction and haze by coal resource tax based on dynamic CGE model[J]. Resources policy，2018，58：268-276.
　　[14] 金成晓，张东敏，王静敏.我国油气资源税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的政策效应——基于双重差分法的计量分析[J]. 财经理论与实践，2015（9）：90-96.
　　[15] PIGOU A C.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M]. London：Macmillan，1932：45-48.
　　[16] 叶金珍，安虎森.开征环保税能有效治理空气污染吗[J].中国工业经济，2017（5）：54-74.
　　[17] BOVENBER A L， MOOIJ R A D. Environmental tax reform and endogenous growth[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7，63（2），207-237.
　　[18] SHI H J， QIAO Y B， WANG P P. The effects of pollutant charges on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s： evidence from Shandong Province in China[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9，232（9）：250-256. 　　[19] 范丹，梁佩鳳，刘斌，等.中国环境税费政策的双重红利效应——基于系统GMM与面板门槛模型的估计[J].中国环境科学，2018，38（9）：3576-3583.
　　[20] 范庆泉.动态环境税外部性、污染累积路径与长期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6（8）：116-128.
　　[21] 俞杰.环境税“双重红利”在我国的适用性探讨[J].税务研究，2017（6）：75-78.
　　[22] LIN B Q， JIE Z J. The energy，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impacts of carbon tax rate and taxation industry： a CGE based study in China[J]. Energy， 2018，159（9）：558-568.
　　[23] LI G， TOSHIHIKO M. Assessing the impacts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tax using a dynamic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9， 208（20）：316-324.
　　[24] 陆旸.中国的绿色政策与就业：存在双重红利吗？[J].经济研究，2011（7）：42-51.
　　[25] 李惠娟，徐雯雯，张玉.环境保护税及其对经济的影响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8，28（6）：1-4.
　　[26] 乔永璞，储成君.庇古税改革、可耗竭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39（2）：19-30.
　　[27] JOHANSEN L. A multisectoeal study of economic growth[M]， Amsteram： 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1960.
　　[28] LOFEREN H， HARRIS R L， ROBINSON S. A standard compu 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 model in GAMS[R]. Tmd discussion papers，2015.
　　[29] DIXON P B. RIMMER M T. Johansen’s legacy to CGE modelling： originator and guiding light for 50 years[J]. Policy model，2016，38（3），421–435.
　　[30] 张欣.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基本原理和编程[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31] 贺煌菊，沈可挺，徐嵩龄.碳税与二氧化碳减排的CGE模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10）：39-47.
　　[32] 郭正权，刘海滨，牛东晓.基于CGE模型的我国碳税政策对能源与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模拟分析[J].煤炭工程，2012（1）：138-140.
　　[33] 唐明，明海蓉.最优税率视域下环境保护税以税治污功效分析——基于环境保护税开征实践的测算[J].财贸研究，2018，29（8）：83-93.
　　AbstractThe reform of resource tax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is a significant action to propel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a multisectoral dynamic CGE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simulate and analyze the dynamic impact of different tax rate combinations of resource tax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on China's macroeconomic output and waste emission. The conclusions are drawn as follows： ① Separate collection of resource tax 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exerts a negative impact on macroeconomic output but both resource tax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could curb waste emission. ②The resource tax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macroeconomic output primarily by means of restraining enterprise investment whil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affects the output mainly by curbing both consumption and enterprise investment. ③The resource tax exerts a more noticeable negative impact on the macroeconomic output while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restrains the waste emission more effectively. ④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simultaneous collection of resource tax and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on the output and the restraint of waste emission surpasses the impact of single policy. ⑤ Based on the national reality of China and on condition that the output loss is given more weighting， the tax rate combination of 6% resource tax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with 4 times of standard level （the atmospheric pollutant 4.8 RMB/ pollution equivalent and the water pollutant 5.6 RMB/ pollution equivalent） could achieve minimum negative impact on output and meanwhile maximize the government’s optimal target of curbing waste emission. Hence， while levying resource tax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lement supporting policies for the reduction of enterprises burden to offse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 on macroeconomic output.
　　Key wordsresource tax;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ax; optimal tax rate; CG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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