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爱点亮美与幸福之光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王　芳

　　戏剧般的生与小说般的死
　　1896年10月17日，彼得堡皇家剧院。《海鸥》一剧正在上演，剧场里的观众不时发出毫无道理的哄笑声。演员继续着她的独白：“人、狮子、鹰、鹧鸪、鹅、蜘蛛、头上长角的鹿、水中的鱼、海盘车和肉眼看不见的一切生灵，总而言之，一切的生命，一切的生命，一切的生命，在完成了他们的悲惨轮回后，都死尽了……”观众们开始大笑，喝倒彩，主演哭着跑向后台。演出失败了。
　　剧本作者没有看完演出，他一边剧烈地咳嗽，一边独自在寒冷的夜里踟躇在彼得堡的街头。他情绪低落，表情痛苦，这使原本病重的他受到致命的打击，要知道，《海鸥》是他付出大量心血写出的大胆改革戏剧的剧本，他寄予了多大的期望！许多朋友劝他不要再写剧本了，他自己也不想再提起写作的笔。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创始人，俄罗斯著名导演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再请求下，1898年12月，《海鸥》在首都莫斯科又被搬上了舞台：似乎只在戏剧中发生的事，在生活中出现了：当演员再次念到“人、狮子、鹰……”的片断时，观众聚精会神地听着，演员的独白在剧场的静默中回响；当著名的大段独白“我爱这片湖水，这些树林，这片天空，我钟情于大自然……”出现，观众们以前所未有的专注屏息凝神，情绪为之起伏；剧本里优美深刻的台词，完全抓住了每一个观众的心。第一幕演完，幕落下了，剧场如坟墓一般寂静，好像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然后却是一阵震耳欲聋的掌声，像水闸开闸一般轰鸣起来。紧接着，第二幕、第三幕、第四幕取得了同样的成功。
　　从此，《海鸥》一次又一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那优美的独白，深沉的象征意象，以及剧作者渗透于作品中的“我只要知道要和一切的物质之父的魔鬼进行一场顽强的殊死博斗……只有在取得这个胜利之后，物质与精神才能结合在美妙的和谐之中……但这将是个极其缓慢的，要绵延千千万万年的过程”的思想，在只要“物质与精神结合在美妙和谐之中”的境界仍是人们心中的希望的时代，将永远保持新鲜的现代感。因此，“海鸥”成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院徽。
　　此时的剧作者，由于喜悦，再次猛烈地咳嗽起来。可以说，《海鸥》加速了他离开人世的步伐，尽管那时他年仅38岁。
　　他就是契诃夫。
　　6年之后，他的死，又以他的《海鸥》剧存在的方式，和他那些绝妙的短篇小说的幽默形式，让世人知道了他作品存在的极度真实性。
　　1904年7月15日深夜，契诃夫在德国疗养地巴登韦勒过世。几天后，他的遗体运回俄国。运回时，到火车站迎接他的亲朋好友，在军乐的演奏声中，竟然找不到他的灵柩――那个庄严肃穆的军乐队，原来是用来迎接同车到达的一个将军的灵柩的！一阵忙乱之后，人们才找到了他――他的灵柩居然混放在写着“牡蛎”字样的车厢里！
　　一生追求美与幸福，宁静、恬淡、真诚的契诃夫，在继承了“俄罗斯文化遗产的纯金”后，美丽而宁静地死去，他那“我爱大自然和文学，我爱漂亮的女人，我憎恶因循守旧的独裁专制”的宣言还在耳畔，他的灵柩却被置于他讽刺小说的笔调当中，因此，他对“生活自由而深入的思索”“人间无谓纷扰的蔑视”这“两种幸福”的追求，就具有了指导性和代表性的意义。用高尔基的话说：“车厢上肮脏的绿色字迹，就像那些得意洋洋的凡夫俗子在精疲力竭的敌人面前放声狂笑。”
　　
　　从塔甘罗格到萨哈林岛
　　在俄罗斯南部靠近亚速海的地带，有一个叫塔甘罗格的城市，这里曾经商业繁荣，但慢慢衰落。因为萧条，这里显得市侩、无趣。契诃夫的童年和少年就在这里度过。
　　如果说，美丽的家乡给写作者源源不断的灵感，激发人心灵深处对生命的热爱，那么，低俗平庸的家乡呢？也许是使人甘于平庸，也许是促人逃离。精神和肉体的逃离，都意味着背叛，这种背叛首先会是痛苦的，但很快会使灵魂在蜕变中升华。
　　契诃夫就是家乡的逃离者。他生在一个商人家庭，这个家庭具有艺术的才智，他的两个哥哥既擅长绘画又能写作便很好地说明了这点。他有一位慈母，但父亲却严厉而冷酷，在家庭中是独裁者，他要求年幼的契诃夫帮他看店，强迫他的三个儿子去教堂唱歌，有时还使用暴力；他年少时就读的学校，是他笔下《套中人》的环境原型，老师思想保守僵化，简直是“一群小官僚”。因此，他虽然早慧，年少时就说过“哈姆雷特害怕做梦，我害怕生活”的名言，却并不是在学校表现最好的学生。
　　为了逃避债主追债，破产后的父亲在契诃夫16岁时只身逃往莫斯科谋生，随后，他的母亲和几个兄妹也搬到了莫斯科，把契诃夫一个人留在家乡，一呆就是三年。
　　这三年是自由自在的三年。他一边谋生一边读书，尽管艰苦，却很快乐，因为此时他已经完全成长为一名文学青年，他已经“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滴一滴地挤出去了”，并且在“人群中意识到了自己的尊严”，这一期间，他写下了他的第一个剧本《没有父亲的人》，这个剧本以其评议的高度精练，目光的深邃广远，显示出契诃夫早在少年时代就已经显露的非凡的写作才华。
　　三年一晃而过，契诃夫考入了莫斯科大学医学系。由于家庭条件不好，他必须一边读书一边养家。于是，他握起了写作的笔，写作幽默的短篇小说。谁知这一“无心插柳”，竟然成就了一个世界短篇小说巨匠，谁说不是造化弄人呢？
　　也许正是当医生的经历使契诃夫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带有了揭露性与批判性，他的《变色龙》《一个文官之死》《套中人》《醋栗》《第六病室》等小说，用近于“黑色”的幽默笔调，富于机智的“契诃夫式”的调侃，助他登上了俄国文坛，显示出他从事写作的灵气与智慧以及批判时弊的社会立场。高尔基曾经这样评价他的短篇小说：从安东・巴甫洛维奇的每一篇幽默小说中，我能够听到从一颗纯洁的、真正具有人性的心里发出的轻声而深沉的叹息，我能够听到他因为对那些不知道尊重自己人格的人的怜悯而发出的无望的叹息。
　　如果一直这么写下去，契诃夫也就停留在小品文的层面上，他的文学很难再找到突破点。然而，他在兹文尼高罗应诊时，感受那里的民风与自然，加上当时的文学评论家的劝诫，他开始考虑写具有俄罗斯风格的严肃小说。他相继写出了优美抒情风格的作品《猎人》《草原》，对人类文明进行深刻思考的《苦恼》《怕》，他的切入点仍是冷峻的，但结尾又总是能点燃人们的希望。凭借这些文章，契诃夫获得了“草原歌手”的美誉，又被托尔斯泰称为“散文中的普希金”。
　　契诃夫年纪尚轻，就已展露才华，在俄国文坛占有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他在继续探求一种叫做“中心思想或者活人的神的那种东西”，于是，他急于冲破生活的樊篱，奔向广阔的大自然。他为了呼唤自由，踏上了走向萨哈林岛的一万俄里的旅程。
　　“叶尼塞河，原始森林，驿站。马车夫，荒凉的大自然，野禽，路途艰难带来的肉体痛苦，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是那么美好，我简直无法描述。”契诃夫在《萨哈林岛游记》中如是写道。这次旅行，他虽然看到了清澈的贝尔加湖，险峭的黑龙江，但也看到了萨哈林岛上被流放的无辜的人，看到了俄罗斯的不自由。这与他后来到欧洲旅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加大了他作品的思想尝试与视野的广度。
　　
　　因文学而临近幸福
　　契诃夫曾经说：“为公众福利服务的愿望，应该成为心灵的需要和个人幸福的条件。”他一直在一种“保持内心宁静”的状态中进行文学创作，他的头脑里关于“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丽的”的思想，又帮助他无限地临近了幸福。
　　俄罗斯是地球北边一块美丽的土地，由于气候寒冷，这里清冷而深沉，因此，在这里，景色瑰丽优雅，安静纯净，花显得特别艳丽，广袤的土地显现出无比的壮美，这里是一块文学的沃土。19世纪中下叶，沙皇的高压政策、落后的工业文明，使漫长而寒冷的长夜无法度过，于是，俄国文学中出现了一个以长篇巨制闻名的作家群，其中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他们几乎执了19世纪世界长篇小说的牛耳。契诃夫曾说，“只有俄罗斯人思想和感觉跟随他们的平原、他们的森林、他们的雪地，才会有那样的情绪”。也正是这个层云笼罩的时代，需要一个拨开云层的勇士，契诃夫以“谋生”为目的，以“短篇小说”为手段，无意中充当了这一角色。他以不动声色的冷漠，批判时弊的社会立场，排除人的“奴性”、维护人的尊严的人道主义理想，描出了社会的“病”，又用他的热情拥抱这个世界，创造了世界文学画廊一系列不朽的艺术形象，在俄国文坛独树一帜。

　　在文学前辈格列戈罗、《新时报》主编苏沃林和文学巨匠托尔斯泰的指导下，契诃夫从幽默讽刺的小品文作家向严肃作家转型。其中，《猎人》《苦恼》和《草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苦恼》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孤独与隔膜。契诃夫提醒读者，人生最大的苦恼与其说是人人皆有苦恼，不如说是在于没有人理会别人的苦恼。《草原》则是一部“提供读者沉思的机会”的大作品，他认为“艺术家的全部精力应该贯注于两种力量：人和自然”，他在这里将人生哲理融进景物描写，将小说写成具有音乐感的作品，仿佛草原上的天籁。1888年，由于中短篇小说上的成就，契诃夫获得了普希金文学奖。
　　在小说上有了一定成就后，契诃夫写起了戏剧，这是他少年时的梦想。他的剧本不注重情节，而是注重人物的内心，初看很不适于舞台表演，这在当时很难为人们所接受。因此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由于《海鸥》的巨大成功，契诃夫的一系列戏剧，如《万尼亚舅舅》《三姐妹》《樱桃园》，也相继登上舞台，对世界戏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走进这些作品，你绝对无法想象它们呼唤自由与幸福所产生的震撼力。
　　契诃夫始终把写作当作第一生命，把医治病人当作自己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对于他而言，用文学开启社会的智慧，才能无限地临近幸福，“临近祖国全部生活伟大转折的预感”。创作成熟期的契诃夫，更关注“美、胜利、青春，力量的喷发”，因此，他后期的作品，总能让人感受到在忧郁背后存在一个无比辽阔的生活空间，在这个空间的深处，我们听到了向心目中的幸福进发的诗般的情调和音响。
　　
　　在生活中实践美
　　如果你认为这样的追求者一定是一副严肃板滞的面孔，你就大错特错了。契诃夫认为“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的”，这不仅是一种理想，更是以他自身为准则的一种实践。
　　契诃夫是一个集各种“美”于一身的作家。他眉清目秀，脸上有某种独特的神情，让人联想起纯朴的农村少年的神态；他眼睛深邃明亮，闪耀着思想，也洋溢着孩童般的纯真；他个子中等偏上，身材协调、挺拔，浑身上下透着不容置疑的知识分子气质；他的声音纯净如金，说话时可以令人迷醉；他待人温文尔雅，谦逊大方，说话真诚，乐于助人；他才华横溢，心灵宁静，举止高贵。可以说，契诃夫对庸俗生活的否定、对大自然的热爱、对人类精神生活的关注，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愿望，首先是通过他自身的实践展示给世人的。
　　这样的契诃夫，怎么会不讨人喜欢？不管是年老的托尔斯泰，还是尚年轻的高尔基，都被他内外的修为深深吸引，成为了他座上的常客。连大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在读过他的作品《草原》后也赞不绝口，而在见过他本人后，更是情不自禁地赠送相片作纪念。
　　这样的契诃夫，自然也会受到女人的仰慕追随。托尔斯泰的女儿们对他几近迷恋，而美丽的女作家阿维洛娃也一直苦恋着他。他巧妙地避开了这一切，因为他不是轻言欢爱的轻薄男子。即使面对他心仪已久，有着迷人的外貌、温柔的性情的米齐诺娃，他还是对爱浅尝辄止――他害怕婚姻使他失去自由！或者说，当爱情没有来时，不管你怎么用心经营也无济于事，而爱情一旦来临，死神也阻挡不了她的步伐！
　　当年轻美丽、充满智慧、追求理想、宛如天使的女演员克尼碧尔出现在契诃夫面前，他生命中纤细而繁复的绳结慢慢拉紧了！虽然晚了点，年龄相差八岁，但不妨碍他们相爱并结成连理。经过两年多的交往，1901年5月25日，他们在莫斯科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此时离契诃夫去世只剩三年！契诃夫对待爱情与婚姻的态度再次印证了他对“美”的执着追求。
　　生命中给予他“美”的感受的，除了友谊、爱情，还有他选择的生活环境。他早在1892年就买下了乡间别墅梅里霍沃，日日沐浴着乡间的风露，与农人们一起劳动，在这里，他获得了平静的快乐；后来为了身体健康，他又搬到了温暖一点的雅尔塔别墅。幽静美丽的生活环境与他宁静的内心相互应和，他得到了生命中的“瓦尔登湖”，他的创作灵感也因此源源不断。
　　上天公平吗？或许他太厚待契诃夫？不！上帝公平得几近残酷！契诃夫似乎得到了一切――他心目中的美，但他失去了宝贵的健康。24岁，他大学刚刚毕业就曾咳血，他一直不肯承认他患了肺结核，在当时，这种病是不治之症；多年竭尽心力的创作加重了他的病情；萨哈林岛旅行完全摧毁了他的身体；与克尼碧尔恋爱，他奔波于寒冷的莫斯科与温暖的雅尔塔之间获取新婚的快乐，这更是致命的损伤！契诃夫的身体完全垮了！
　　1904年，在他的最后一出戏剧《樱桃园》的谢幕式上，他猛烈咳嗽，摇摇欲倒。7月2日凌晨，他意识到大限已到，对医生说“我要死了”，医生给他注射后，给他一杯香槟，他喝了一口，说：“我好久没喝香槟了。”他喝完一整杯，侧身就睡了，永远地睡着了――像婴儿一般宁静。他以他的死，再次印证了他毕生的追求：“人的一切都应该美丽的――无论是面孔、衣裳，还是心灵，还是思想。”
　　读契诃夫时，我常常想，他为什么对“美”与“幸福”如此执着？应该是他对于“人”的爱吧。一个多世纪过去，在现代人眼里，契诃夫就像一颗星星那样遥远。然而，只要我们静下心来仰望，我们还是可以看到美与幸福的明亮光辉――他和他的作品，他的揭露、批判与希望――离我们，很近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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